出海人的另一面:在炮火中,做着以命相搏的生意 X什么意思C语言

作者 | 沧海明月生编辑 | 刘景丰地处亚、非、欧交汇处的中东,因为地缘政治的特殊性,一直被视为世界“火药桶”。如今,中东的战火,愈演愈烈。从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、黎巴嫩真主党领

作者 | 沧海明月生

编辑 | 刘景丰

地处亚、非、欧交汇处的中东,因为地缘政治的特殊性,一直被视为世界“火药桶”。

如今,中东的战火,愈演愈烈。

从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、黎巴嫩真主党领导者纳斯鲁拉被以色列军方精准“斩首”,到以色列货轮在红海遭到胡塞武装炮击,再到伊朗的一百多枚火箭炮导弹突破了以色列的“铁穹”防御系统,以色列与黎巴嫩、叙利亚冲突进一步升级……

中东,像一个正在被点燃的火药桶。

在战争之下,不仅百姓处境艰难,血泪与战火交织,危险与饥饿并存,妇孺老幼举目无依,断壁残垣肝脑涂地;商业机器也会遭遇无情打击,生产和工作也变得难以为继……

人生如逆旅,从来不乏逆行而上的孤勇者。生活如此,商界亦如此。

此起彼伏的地缘冲突,让走向世界各地的中国出海人,不得不重新认识战争的威胁,如何在战争中生存、维持商业的运转,是勇敢出海人的新课题。

实际上,很多出海人,从来不会因为战火的威胁,而放弃梦想。过去,也曾有许多远赴重洋的中国人,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,在战火过后,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。

他们的故事,值得被讲述。

2003年,美国大兵的装甲车在巴格达街头呼啸而过时,陈宪忠的餐馆里,淡蓝色的灶火舔噬着锅底,中餐特有的香气,洋溢在火药味浓烈的伊拉克上空。

陈宪忠出生于吉林省的一个铁路职工家庭,退伍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这个专业在国内很难找到对口的岗位。可毕业后的陈宪忠正赶上改革开放,以石油富足于世的中东,向国内劳工打开了国门。机缘之下,陈宪忠随国内劳工前往伊拉克谋生。

不久,两伊战争、海湾战争先后爆发。而此时的陈宪忠,已经成为国内一家企业委派到伊拉克的驻厂代表,负责在联合国决议许可的范围内与伊拉克开展贸易往来。

两年后,厌倦了固定工作的陈宪忠,决定下海经商。靠着与生俱来的商业天赋,陈宪忠一入行就将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。

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,美军对首都巴格达狂轰乱炸时,陈宪忠有一笔价值150万美元的纺织品,被滞留在伊拉克南部港口乌姆盖斯尔。

两周后,美军全面占领巴格达。正在绝望的时候,他却意外地收到了全部货款。

自此之后,陈宪忠坚信,伊拉克是一片值得投资的商业沃土。他果断抓住战后重建机会,在巴格达最繁华的购物街建起了一座中国城,专销物美价廉的国产小商品。

在当地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陈宪忠,深谙当地土豪的尊卑喜好。积攒了第一桶金后,他又在伊拉克国家大剧院附近开办了中国餐馆“宴龙湾”,餐馆内配置的是中国特色的圆形餐桌,以及象征着皇帝专用的龙纹高背椅。

此时的巴格达,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,敢公开经营餐馆的人寥寥无几。

劫后余生的人,往往需要靠美食来弥补历经的苦难。而陈宪忠精准地抓住了这一心理,他将中餐馆里的主厨全部换成伊拉克人,然后从国内订购了4集装箱面粉、调料、酸菜和一批厨房用具。

那时的他踌躇满志:“我一定要开一家伊拉克有史以来最好的中国餐馆。”

树大招风,陈宪忠的生意越来越红火,麻烦也接踵而至。

因为餐馆销售酒水,伊拉克的清真教徒不停地向他的餐馆加征新税种;因为害怕被绑架,餐馆里的几位中国员工选择了回国;自杀性袭击时有发生,一次爆炸波及到了正在营业的“宴龙湾”,伤者残骸散落到餐厅的各个角落,用餐者被吓得四处奔逃。

更可怕的是,2005年3月陈宪忠在前往菜市场采购时,遭遇了三名歹徒持枪抢劫,被车强行拖拽了几十米,直到附近的居民开枪赶走了歹徒,这才让他侥幸活了下来。

最危险的时候,他在每个房间里都配备了枪支,经常入住的房间还配置了两把,一把AK47放在桌子下,一把左轮手枪放在桌子的抽屉里。正如他所言:“这里已经没有安全可言。任何时候,我只要扣动扳机就可以结束生命。”

时过境迁,随着伊拉克局势趋于稳定,如今的陈宪忠在巴格达购置了别墅,娶了一位当地的年轻女子,育有一个混血孩子。放弃了餐饮生意的他,又开辟了新的赛道--伊拉克方龙贸易工程公司。

谈及未来,陈宪忠充满憧憬:“我喜欢这个国家,因为我淘的第一桶金是在巴格达完成的。”

有人住高楼,有人在深沟;有人光芒万丈,有人一身铁锈。

同样是在战火纷飞的中东,陈宪忠在别墅里抽雪茄品红酒时,以色列的Linda,却躲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。

Linda来自中国河南,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她,像大多数同龄女性一样选择了夫唱妇随。2014年,因为丈夫工作需要,Linda随迁到了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,在一家中餐馆担任经理。

看似安稳的生活,其实已经埋下了暗雷。

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,半个多世纪以来,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矛盾愈演愈烈,双方经常发生暴力冲突。

定居于特拉维夫的当年,Linda便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。当时的她正带着孩子在公园玩耍,一声凄厉的警报突然响起,公园里的游客纷纷奔走避险。随后,附近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。

从未见过如此阵势的Linda,吓得抱着孩子一动不动。后来还是在当地人的带领下,她才带着孩子逃进了防空洞。

七年后,这次记忆中的劫难再度重演。

2021年5月10日深夜,正在睡梦中的Linda被警报声惊醒。

每年5月是阿拉伯人的斋月,也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最容易爆发冲突的时间。对此司空见惯的Linda,第一反应就是逃跑。

来不及跑到就近防空洞,她只得下意识地躲在楼道转角的楼梯处。然后在那里,她听了一夜火箭弹与防御拦截系统撞击发出的爆炸声。

哈马斯武装组织的袭击大多在夜间进行,尽管危机重重,但生计还得继续。

白天,Linda一如既往地前往餐厅工作,下班后还需时刻保持警惕,一旦听到警报即刻带着孩子躲进防空洞,短短几天,她已经往返防空洞四十多次。

除了哈马斯的袭击,以色列内部不同种族间的矛盾也是暴乱的源头之一。在特拉维夫街头,Linda经常看到两拨人互扔催泪弹,还有人打砸抢烧,现场根本看不到丝毫发达国家的影子。

比起暴乱,肆虐的疫情更令Linda的生活雪上加霜。

原本繁华热闹的街道,如今空无一人,这份工作还能做多久?Linda不知道。在与国内的家人视频通话时,看着视频里焦灼不安的双亲,Linda泪流满面。

比起Linda这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,前往以色列打工的普通中国工人似乎活得更通透些。

人口不足千万、人均教育水平却领先全球的以色列,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本地居民寥寥无几。为了维持国家运转,整个国家不得不依赖大量外籍劳工。

其中,中国籍劳工人数大约在2万左右,从业者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餐饮行业。按人民币计算,建筑工的日薪基本维持在600-1100元,高级工和长期工可达1600元左右,对于不少缺乏学历的中国籍民工而言,这样的薪水颇有诱惑力。

然而,自今年10月1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攻击后,不少在以色列的中国打工人纷纷放弃了高薪选择回国。

在以色列务工八年的于宏(化名)就对连线记者表示:“去以色列挣钱,也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,但没必要把性命搭在那里。”

历经战火后的废墟,有人看到了满目疮痍,有人看到了遍地黄金。

无疑,余明辉就是那个自带商业天眼的先知者。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从部队退伍的余明辉被分配到河南南阳淅川外贸局,并于几年后被提拔为副站长。

九十年代,改革的春风逐渐吹到了中原腹地,余明辉意识到是时候走出眼前的这一方天地了。于是,他从1994年起连续五年尝试拓展海外贸易,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中东。

2001年,余明辉来到伊朗首都德黑兰,租下了几间简陋的民房设立了经贸办事处,主要销售中国的瓷器、服装和纺织品。

一切刚步入正轨,震惊全球的“911”事件爆发了,随后美军入侵阿富汗,中东局势骤然紧张。

值此危机时刻,余明辉反其道而行之,他通过伊朗的外交部门拿到了前往阿富汗的签证。

2002年3月,当余明辉第一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,尽管沿途被堡垒机枪戒严,但透过当地衣衫褴褛的居民那面如菜色的脸,他敏锐地从中窥见商机。

第二年夏天,余明辉再次来到阿富汗。

在当地政府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协助下,他获取了在阿富汗从事经贸活动的营业执照,并成立了阿富汗办事处。

随后,阿富汗的批发市场,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和日用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:广东产的CD机,江苏产的毛毯,上海产的药品……

战争结束后,余明辉开始做起了战后重建的市场。土地贫瘠的阿富汗,矿产资源却极其丰富,意识到这一地缘优势的余明辉,当即从河北钢铁集团聘来工程师,注册起了“明海钢厂”。

从这时开始,余明辉便不再满足于贸易,而是将目光投向工业领域。短短几年,他带领团队先后投资建设了三家工厂,其中效益最好的明海钢厂产量供不应求,其经济增长远超国内的钢铁厂。

参与阿富汗重建的中资企业越来越多,余明辉意识到,欧盟、印度、土耳其、伊朗等国、甚至连侵略者美国都在阿富汗设立了项目中心或商务中心,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,在阿富汗竟然没有一处商业落脚点,境内的中资企业还处于单打独斗的散沙状态。

无论是从长远发展还是国家战略层面考虑,建设中企在海外的“大本营”,势在必行。

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发布,让余明辉找到了建设大本营的契机。2014年,他规划的“中国城”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立项,2017年,阿富汗的几名地产商作为该项目的股东负责建设施工。

历时两年,一栋10层连体双子塔结构的建筑拔地而起。

尽管施工期间,项目也遇到了来自军阀帮派的骚扰敲诈,但在余明辉与地方势力的交涉下,“中国城”还是在2020年6月30日宣布营业,并先后引进了电缆、塑料、油漆、日化、鞋服等六家工厂。

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的重要组成部分,完工后的“中国城”,不仅跻身为中阿经济走廊的支柱产业,更成为中国企业在阿富汗开展业务的重要基地。

根据2024年5月的报道,阿富汗市面上80%的商品都来自中国,尤其是浙江人和福建人经营的商人群体,已经通过“中国城”在阿富汗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网络。

不过,毕竟余明辉在当地摸爬滚打了二十几年,深谙当地风土人情的他也坦言:“在阿富汗做生意,不能照搬中国经验。”

交通不便、派系林立、信息不畅、政府部门效率低下、设备设施稀缺等问题,任何时间,任何地方都是商业的死敌。

在坎大哈经商的孙飞,面对一地鸡毛的现实,不得不承认:“这就是命运,是我在两年前站在十字路口作出的选择。”

2019年,长期失业的孙飞在一名阿富汗留学生的介绍下来到了阿富汗,历经一个月的考察后,他将投资地选在了坎大哈。考虑到阿富汗落后的经济现状,再加上他一起有过出口销售LED的经历,他最终确定商品为家用节能灯和白炽灯,或带有钨丝的灯泡。

孙飞和他的阿富汗客户。图源:孙飞的自拍

可第一次生意,就让他遭受到人性的毒打。出于信任,他将7万元的货物交给了阿富汗留学生的亲戚带往喀布尔,可却落得财物两空,对方失联的结果。

他尝试过向法院和警察寻求帮助,发现也只是徒劳。这里的政府部门每天都在处理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件:女婿骗岳父、兄弟互殴出人命、警察徇私等层出不穷,相比之下他那点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比起财产损失,更致命的是随时都可能要命的恐怖袭击。

一次孙飞正在店里喝茶玩手机,突然听到一阵爆炸声,后来他从新闻上得知,有人骑摩托车往警车里扔了一枚手榴弹,车内的警察被炸断了双腿,爆炸地离他近百米远。

如此以命相搏的生意,所得利润也显得很鸡肋。孙飞每月销售额在50-80万元,利润大概是1-3万元,还比不上在深圳做销售的朋友。

尽管如此,孙飞也没有离开的计划。

一方面,年龄超过35岁的他,回到国内也找不到高薪工作,贸然转行似乎也看不到好的出路。另一方面,坎大哈的房价相当低廉,即便是孙飞在富人区购置的豪华别墅,每平米也只要130美金,孩子可以读当地的国际学校,依据他的收入,一家人可以在当地生活得很舒适。

未来,他还准备在巴基斯坦开创一家分公司,待分公司业务稳定后就将家人接到阿富汗的豪宅里。

不过,他也表示:“未来的事变化很大,人生还是得走一步看一步。”

火中取栗、刀口舔血、虎口夺食……或许这样的词汇,才是对当下中国商人在中东的真实心态。

炮火连天的中东,于中国而言,是危机,也是转机。

一方面,作为全球石油的主产区,战争可能导致石油生产中断或出口受阻,从而影响全球油价。而中国作为石油依赖度超过70%的消费大国,高油价将增加中国的能源进口成本,进而传导至各个产业,推高生产成本,降低企业利润,滞缓经济增长。

可另一方面,拥有人口4.5亿、其中年轻人占比高达60%的消费群体,又为中国出产的各类商品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。与此同时,号称“基建狂魔”的中国也有机会以基础设施建设、工程承包的优势,分到战后重建的一份蛋糕。

商业的本质,是一场幸存者游戏,只有强者才能笑到最后。

如何在中东战火中脱胎换骨,这对在中东延续商业火种的中国企业家来说,无疑是一种考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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