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红事撕X，在白事和解，中国人的《人生大事》氢氧化钠与水反应

“红白喜事”这个词就很妙。明明“白事”是家里有人去了，偏称作喜事，显出我们中国人视生老病死为自然规律，既告慰死者，又宽慰生者。

而红事虽然是正经喜事，在该词组里离“喜”却还远一些。这只消打开微博豆瓣小红书，或随便听听家乡八卦、社会新闻，就知道有多少情侣因为办婚礼成了怨侣。互联网常年割席话题婚房、彩礼、冠姓权，无一不是红事里的撕X重点、寸土必争。

《人生大事》里的朱一龙还要更惨些。还没来得及办红事，就只能专事办白事了。他为女朋友打架坐牢，结果出来女朋友跟了别人，还就是和他打架那人。被女朋友通知分手，跑去求和解的朱一龙，正面遭遇新男友从浴室走出来，说了句“你去洗吧”。好惨一男的，记住这个梗，后面还有call back。

谁解市井味，还得当地人。《人生大事》6月19日在武汉的点映，被观众的会心一笑点燃。毕竟那些字幕里没有标出来的不雅词汇，都被他们的解码系统瞬间get。早在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上映时，就有人提出质疑：通篇武汉话对票房的影响大不大？

硬糖君的观感是无影响。仅就情绪表达来说，让朱一龙说“个斑马”绝对比“特么的”更顺口。刻在骨子里的家乡话基因，让他把电影中的“莫三妹”演出了武汉“里份”的市井气息。只听他和人怼上几句，就会忘记朱一龙，相信“名字娘气生活硬气”的三妹是个真人。

而《人生大事》除了方言趣味的小众迎合，更在于韩延“白事红拍”类型化的大众策略。面对生死这一沉重话题，电影喜剧化的叙事在消解残酷的同时，也带出了更为轻盈正向的内核表达。哭过笑过之后，商业化元素的圆熟包裹并不让人觉得“心累”。

除了生死，人生别无大事。但对于接手殡葬祖产，意外成为新手老爸的“莫三妹”，这个问题还有他解。

在武汉，“性用品店”和“花圈店”常常是合二为一的。《人生大事》虽然设定在延江市，但红白之事的针尖麦芒，倒和武汉的“花圈性用品店”好有一比。

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，经营着殡葬店“上天堂”，对面就是家婚庆店。这天，三妹照常送走一个老奶奶，却被其孙女小文拦路：“你把外婆还给我！”用四川话。三妹说：“你外婆莫得了！”用武汉话。

西南官话中的两大主力开始正面对垒。三妹多番解释，小文就是不相信外婆已离开。她缠着三妹住进“上天堂”，成为克星般的存在。

但在舅舅离汉委托三妹照顾小文的几天中，小文和三妹逐渐建立了互相救赎的亲情羁绊。小文的出现改变了三妹的人生态度：此前他才出狱，只是想把父亲的铺子哄到手和女友过日子。而在被戴上绿帽、遭遇事业危机后，他从小文身上重新找到人生坐标。

过去的三妹，只是把殡葬当成谋生糊口的生意，想转行却别无所长。在与小文的彼此慰藉中，他才发现死亡告别的真正含义。三妹怒不可遏时对小文大吼：“你外婆变成烟了，被风吹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当他静下来，却告诉小文外婆变成了天上的星星，会进入她的梦。

朱一龙情绪爆发的这场戏，青筋暴起声嘶力竭，起承转合拿捏地恰到好处。一个成年人要怎样才能去吼一个小孩呢？肯定得被逼到没有一点退路了才会崩塌。还有一段戏，是他听到父亲死讯后的啜泣。当他得知小文走失后，又来不及悲伤，从痛苦到焦急的情绪转换，顺滑自然宛如常人。

而朱一龙与小女孩的对手戏，是硬糖君那场观众反馈最积极的段落。朱一龙想要演一个严父，却每每被女孩弄出慈父的底色。他被小文喷面到脸上的情节，明明没有特别的戏剧冲突，但就是有生活气息，让观众忍不住被逗乐。当朱一龙遇上女孩的“天然萌”，《人生大事》在喜剧上先成功了一半。

电影里有两种身份隐喻贯穿始终：一是小文的“哪吒”形象，除了俩可爱的发髻小揪揪，还有把威风凛凛的火尖枪；二是三妹的“悟空”形象，他主意改来改去没个常性被同事唤作悟空，还被“五指山形象”的沙发压倒过。

“哪吒”的形象，历来以反父权的标志出现。与之相对应，《人生大事》中的小文前期与三妹的矛盾，刚好就是不服管。而如果说三妹和小文是一种“不是亲子胜似亲子”的关系，那么三妹和父亲的和解，则是《人生大事》想表达的另一层“哪吒与李靖”的故事。

坐过牢，搞殡葬，女朋友跟人跑了。《人生大事》中的莫三妹，是一个典型的边缘人形象。当观众从预告和前期内容中，预判电影会成为“边缘人救赎”时，却发现它把自己倾斜成了一部“亲情片”。

三妹和大多数“失意者”的经历相似，被命运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就连沙发也要倒在他身上，像一座五指山。然而悟空这一隐喻，并不在于三妹是否有大闹天宫的本事，而在于有没有找到取经的路。

《人生大事》并没有让三妹身披金色铠甲脚踏七彩祥云，他依旧在生活的琐碎中嘟囔着“个斑马”，只不过有了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顿悟。他通过与小文的亲情找到了生活的意义，却又没有真正完成个体的救赎。电影这方面的内容不是没有，而是被淹没在了大量亲情戏份中。

一部成功的，或者说符合观众期待的边缘人主题电影，应该是剥离了情感叙事后仍然能让观众看到“这个人”。以是枝裕和作品为参照，《小偷家族》里他运用冷静克制的镜头，巧妙地把啃老、底层贫困、虐待儿童、养老金欺诈等社会事件融会贯通在同一个故事场景中，在片中没有任何大是大非的引导和评判。正是这样的视角，才能将社会边缘人的复杂关系和逼仄生活完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《花之武者》的主人公则为了杀父之仇去到江户，却因为当地人的单纯快乐而拥有了全新的生活。他不再是一无是处的武士，找回了自己的价值，渴望回归安宁幸福，决定不再复仇。

完整的人物寻找自身价值的程式是：对当下生活状态的迷茫——因为生活困境而陷入自我否定——与自我和解、意识到自身的价值。《人生大事》对于边缘人的探讨，基本停留在了第二阶段。虽然有三妹被怀疑盗窃而脱衣服的情节，但总体来说更多是对亲情关系的探讨。

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，社会地位、工资收入、价值观的完整，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对人物价值的判断标准。在探索底层群众根植于内心的情感匮乏、精神空虚、深刻反思人本身的价值方面，《人生大事》很遗憾是浅尝辄止的。

类似于《恋爱寄生虫》的处理方式，男主有严重洁癖，女主有注视恐惧症，两个边缘人通过爱情完成救赎。《人生大事》也想用莫三妹和小文的亲情，来缝合边缘人的情感创伤。前者是只见爱情，丢掉了个体。后者也是只见亲情，模糊了个体。

有些地方的白事办得比红事还热闹，搭个舞台请俩辣妹劲舞一曲，常常让路人大感我中华民俗的多样生态。悲伤的事笑着说，诙谐的东西用来解构严肃沉重的话题，也是导演韩延相对成熟的个人风格——白事红拍。

从《第一次》到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，从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到《人生大事》，韩延的作品都涉及了“生与死”的命题。但和不少青年导演文艺至死的潮流不同，他恰恰看到了生死问题商业化解读的广阔空间。

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讲述了身患绝症的女孩，一样可以对着命运微笑。主人公熊顿在被炒鱿鱼、男朋友出轨、自己身体病变濒临生命尽头时，依然有超脱的态度。被放飞的红色塑料袋，加深了影片的内核表达。

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中，同样是患癌少年，韦一航的消极和马小远的热血形成对比。二人之间若有若无的情感联系，并没有占据影片对疾病与伤痛的探讨。两种情绪始终交错并行，形成了一种更具市场接受度的类型话语范式。

依然是讲生死，《人生大事》除了悲痛，更着眼于活着的人的“何去何从”。小文失去了外婆，却有了“爸爸”三妹，也找回了亲生母亲。三妹失去了父亲，但从此成为了合格的殡葬从业者，并有了“女儿”小文。生死得失之间，韩延告诉观众每个离开我们的人，都成了天上星。英文片名《Lighting Up The Stars》（点亮繁星），正是直白的创作意图表达。

喜剧、爱情、青春等多种元素的掺杂，显然起到了“麻痹阵痛，消解残酷”的作用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生死题材的沉重感，让受众获得哀而不伤的共情体验。

韩延擅长在电影中塑造一个个隔离于现实生活，但又与真实苦难牵扯不断的梦幻世界。这个世界的主格调始终是正向热血的，带着些对生活苦难的悲壮感和蔑视，是罗曼罗兰式的昂扬。

加上他的青年亚文化基因，使得系列作品充满动漫感。一方面《肿瘤君》《动物世界》本就是漫改而来，另一方面则源于层出不穷的拼贴和戏仿。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中马小远为韦一航做的“假旅行”，完全就是青春片惯用的恋爱套路。《人生大事》也随时给人一种时而惊悚时而幽默的视听奇观。

在商业片中，尽量不把哲学命题放得太靠前。出于留客的考虑，韩延的做法无疑在谋求商业性与文艺性的微妙平衡。这也是从《肿瘤君》到《人生大事》，他的电影商业化包装愈加完善，故事内核表达愈加后置的原因。

按照《电影手册》的标准，韩延显然不符合阿斯特吕克所推崇的“摄影机如自来水笔”理想化导演。但论“白事红拍”，他的新锐度目前难以平替。谁说悲喜不能交加呢？当下的观众说不定正渴望一次“双拼”的情绪抚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