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开玩笑、闹着玩”？校园欺凌为何维权难

夜幕下，泛着微微白光的角落里，12岁的初一女生王惠被多人连续扇耳光、脚踹。甚至，她被逼下跪。多人在现场围观，有人不停地吆喝，有人还不断发出笑声。他们一边拍摄视频，一边威胁王惠不准哭。不久，王惠的脸被打得通红，一遍遍抹着脸上的眼泪，却没有吭声。

这是王惠的父亲王磊发给记者的一段视频，时间是2024年3月，事发地位于湖南吉首市某中学校园内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杨合庆表示，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，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、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、侮辱，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。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“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”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，53.5%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。

近日，记者采访湖南、河南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等地10余名曾遭遇校园欺凌的学生发现，多数学生受到欺凌后，不敢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，可能引发多次被欺凌，其所带来的身心伤害深远，甚至引发精神疾病。然而，在不少老师看来，这些行为常被认为是学生之间“开玩笑、闹着玩”。

前不久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妇女儿童案件情况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，校园暴力问题不容忽视。数据显示，近三年来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，2021年至2023年，人民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，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，占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%至2.5%。

“孩子多次被打，

从来没告诉过我们，她不敢说”

被人殴打后，王惠没敢告诉父母。王磊说，3月19日晚上11点左右，学校校长、年级主任和老师等人来到家中，跟他说今天孩子被其他同学打了，并询问孩子的身体状况，以及明天是否能正常上学。

次日，女儿哭着说眼睛疼，心里害怕，不想上学。王磊意识到不对劲，接着他发现女儿身上的外伤痕迹明显，脸和眼睛都有红肿，肚子还有淤青。随后，王磊报警，并把孩子送到医院检查。

王磊提供的诊断证明显示，王惠耳膜穿孔，同时身体有多处挫伤。抑郁自评量表显示：中度抑郁症状。

他介绍，在派出所做笔录时，他得知女儿之前多次被打，多数打人者是同班同学，还有初二和初三学生，而被打的地方在厕所等监控死角。“孩子多次被打，从来没告诉过我们，她不敢说。有次孩子放学，我发现她嘴角流血，一再问她，她坚称不小心撞门上了。”王磊说。

王磊提供的视频显示，女儿王惠曾被多人多次殴打（央广网发 图片来源于视频截图）

“孩子跟我说不敢告诉家长，直到别人说接下来要打死他，他才开始害怕。”山东聊城市朱亮说，2023年，儿子在聊城市某镇中心小学读五年级时，不止一次被同学打，有时打人者多达十五名，导致孩子背部腿部多处受伤。

“因身材比较胖，有同学给孩子起外号‘胖子’‘猪’，并在课后轮流对孩子打巴掌。” 朱亮说，孩子老实，被打后他不敢告诉老师，只是推开他们。

朱亮表示，他了解到，孩子在读三年级时就被多人打过。2023年3月17日，孩子被打了三次。从中午12点15分左右，一直打到下午2点多，下课后又开始打，被打到躺坐在地，对方仍不停手，继续往孩子肚子上跺脚，造成身上多处淤青。

朱亮说，后来他才知道，这些打人者有同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，“有时同一帮人进行殴打，也不断有新人加入。他们分工明确，有人画地图，有人堵截，有人喊人，这是非常典型的校园欺凌。”

朱亮提供的孩子被打视频截图（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）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“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”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，面对这些校园欺凌，20.3%的学生要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才会向老师、校领导或家长报告，还有1.9%的学生从不报告。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负责人张晓冰说，被打后，通常孩子内心会产生恐惧。比如，害怕被打得更重，还担心老师和家长不理解和批评，一般不敢及时报告，除非到了万不得已，或者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，才会说出来。另外，一般老师和家长也是在孩子出现异常反应和情绪时，才会觉察到问题。

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杨家集乡中心学校教师张莉看来，在遭受欺凌时，这种欺凌并不是短期现象，而是长期现象。但是，很多孩子的性格特征、从小生活环境和原生家庭有关系，比如自卑、怯弱，加上被欺凌者恐吓，他们在处理欺凌时，通常选择沉默，害怕家长不站在他的立场上，甚至想的第一件事儿是家长打骂他。

海南某县学生李璐便是受害者之一。她说，起初，同学只是指使她帮买东西，逐渐发展为越来越多的人有预谋有计划地对她殴打，并不断有新人加入，打她的时候还录视频、嘲笑。在多次被打中，因每次被威胁“敢乱说话会被打得更重”，她不敢还手和报警，这也让打人者认为她“好说话、好欺负”，变本加厉。

校园欺凌的对象通常是“老实孩子”

王惠被打时间是今年3月份，当月山东济宁也发生一起校园欺凌事件。据媒体报道，家长张萌介绍，他儿子在汶上县某镇一所小学读六年级。3月16日晚，当时他儿子被6名学生围攻，打人者不仅对儿子拳打脚踢、扇耳光，还强迫他下跪吃玻璃。视频显示，被打孩子面色恐惧、呆立不动，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。打人者则气势汹汹、洋洋得意，还拿手机拍下了这段视频。

张萌表示，儿子是单亲留守儿童，被人殴打后，内心受到了极大伤害。一个多星期，孩子都不敢见人。打人者在事后不仅没有道歉，还拒绝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。

与张萌家一样，朱玲的儿子也是留守儿童。她介绍，孩子读小学三年级时，她和丈夫便去了外地务工。由于长期在外，她和孩子的交流仅靠周末的闲暇时间，通过打电话和视频沟通。

朱玲说，她逐渐发现，当儿子读初一时，从最初的热情活泼变得略有孤僻，不再主动倾诉在学校发生的事和生活遇到的困难。对孩子来说，她和丈夫陪伴和关心确实很少，时间久了，她能感觉孩子表现出来的生疏、沉默。甚至，孩子几次生病都没告诉她，“我也经常担心孩子在学校遭到同学欺负。”

张晓冰表示，校园欺凌的对象通常是“老实孩子”。一般多为留守儿童和老弱病残家庭儿童，这类孩子缺少家庭足够的关心关怀及健全的引导教育，面对问题也相对孤单，更容易成为欺凌者眼中“好对付”的主要对象。

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斌说，欺凌指的是力量不均衡。据他研究，在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中，留守儿童比例比较高，主要原因是留守儿童弱势的地方是父母不在身边，缺乏家人的陪伴支持。在物理空间上，与家长的连接较少，空间距离较大。在心理空间上，受到家人支持的资源较少，更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。甚至，因为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如何应对，可能会重复性被欺凌，或者被欺凌的程度可能越来越严重。同时，有的留守儿童在缺乏对爱的感知和安全感的情况下，也可能成为欺凌者。

张莉说，从教师角度看，校园欺凌事件频发的原因，需从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两方面来看。首先，在性格特征上，一般被欺凌的孩子偏内向、性格较孤僻、自卑、不太开朗。在家庭方面，一般属单亲、失孤、离异家庭和留守儿童，或者父母性格不太稳定、脾气不太好，对小孩宽容度不够。其次，从欺凌者来看，这类孩子相对比较霸道，他们通常三五成群，喜欢结交坏朋友，合伙欺负别人，他们的原生家庭可能也存在问题，造成孩子“畸形”成长。因此，这类孩子的行为体现在校园里是欺负同学，如果走向社会，则可能危害社会。

4月1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妇女儿童案件情况。司法大数据显示，2021年至2023年，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，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案件共1835件，占比22.94%；被告人为单亲家庭的案件共556件，占比6.95%；被告人为再婚家庭的案件共223件，占比2.79%；被告人为孤儿的案件共19件，占比0.24%，许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关爱和教育。

河南省郑州市第十九中学一教师兼班主任汪更新表示，除了跟孩子的思想品质有关系外，校园欺凌的发生与家庭、学校教育有关。尤其到了初中阶段，学习固然重要，更应加强育人教育。

在她看来，老师和家长应该教育孩子做个什么样的人，但有些家庭可能不太重视，只教孩子学习，不教孩子做人，可能会导致孩子产生各种问题。尤其是乡镇留守儿童，他们缺乏跟家长的联系和老师的沟通，更加缺乏管教或思想的引领，欺凌情况较为常见。

学校不愿定性校园欺凌

而是归于“开玩笑、闹着玩”

“没什么特殊原因，仅因一句无心的话，孩子就遭到同学不满，并叫来多人对他殴打，用拳头打、用脚踢、用棍子打。”河南新乡市林兵说。

林兵介绍，今年2月，16岁的儿子就读于郑州市一所中专学校。2月28日，班级通知儿子前往一个教室，但孩子刚入学什么都不知道，问是否需要带本子，有个同学说了句“问那么多干什么？”，孩子说了句“要你管我！”

他说，因为这句话，当天晚上在餐厅，6名同学把儿子围住，并开始辱骂。3月3日，几名辱骂过的同学给孩子打电话说“你来学校就打你”。当天晚上9点，在学校宿舍，孩子遭到6名同学殴打。

林兵提供的医院诊断书显示：闭合性颅脑损伤轻型眶骨骨折、右眼球神经损伤和顿挫伤、右侧颌面部及眼睑软组织损伤、面神经损伤、下肢损伤等多处损伤。

林兵提供的医院诊断书（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）

采访中，多名孩子被欺凌的家长表示，根据他们与学校交涉情况来看，一般学校并不愿定性为校园欺凌，而是常归结于学生之间“开玩笑、闹着玩”等，不仅缺乏重视，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足。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“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”课题组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，53.5%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，其中占比较高的现象包括东西被偷（52.8%）、被取笑或捉弄（37.2%）、被辱骂（33.7%）、遭教师体罚（28.3%）、东西被人故意损坏（20.2%）、被人歧视（19.1%）、不许上课（15.4%）、被人孤立排斥（14.1%）、受到暴力威胁或恐吓（13.2%）等。

汪更新表示，据她了解，除了少数极其严重的校园欺凌，不明显的欺凌情况更多。比如，几个同学故意孤立某个女孩，偷偷把别人的东西故意扔到地上或校园里某处；一些长得高壮的小孩，存在生理上的优势，对个子低的小孩进行以大欺小、故意把别人的书扔地上、推倒对方凳子、用身子挤个小的孩子。此外，还有网络欺凌，很多孩子利用手机通过网络形式说某人坏话并孤立排挤等。

在汪更新看来，虽然这些看似是“闹着玩”的小事，其实可能是欺凌的苗头，或会导致后续发生严重的欺凌。因此，学校和老师应绝不能轻视，需留心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，对类似欺凌行为，应及时批评教育并疏导、排解，家长和学校需共同协同，做好对欺凌现象苗头的预防及纠正，必要时及时进行着重的专业心理辅导和教育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表示，校园欺凌频发的原因，与青春期有一定关系，而且具有一定规律。比如，发生阶段从小学高年级开始，初中尤为严重，而高中后好转。因为初中生心智不成熟，三观未形成，因为一件小事，有时就会发生欺凌事件。之所以高年级欺凌事件变少，因为一些欺凌者对错误行为达到了知行合一，知道这样做不对，然后就不做了。

华中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青少年心理卫生专委会荣誉委员郑晓边说，校园欺凌是青少年成长中易出现的现象，欺凌者往往缺乏法治观念、有逆反心理，被欺凌者常常是长期受霸凌困惑而退缩，不知怎样拒绝欺凌和求助，造成欺凌者越来越霸道，被欺凌者越来越弱小。这说明在青少年成长中，心理素养、行为举止和习惯、性格特征和法律意识等都比较薄弱，缺乏健康的自我教育、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。

律师分析校园欺凌为何维权难

林兵说，孩子从今年2月28日被打至今一个多月，他一直自己在垫付医药费，并尚未见到打人孩子的家属。“一名家长说有时间过来，另一名家长说五一后过来，其他家长联系不上。我质疑学校责任，学校不明确答复。”

“因为女儿不小心弄堵厕所马桶，宿舍多名同学对女儿多次踢肚子、抓头发、拿拖鞋扇脸。”河南省新乡市的赵女士说，2022年6月，女儿孙仪在江西省新余市一所学校就读时遭到多名同学联合殴打。

根据赵女士提供的警方询问笔录显示，多名打人者证实了上述殴打原因和殴打行为。

“女儿因此患上抑郁症，学校说可以去法院告，但不提供证据和相关信息。”赵女士说，打人孩子监护人均在外地，异地调取信息也很难。她请了律师，费了很大周折，才有所推进。事发至今，她一直在照看女儿和维权，身心交瘁。

近日，记者采访湖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10余名遭遇校园欺凌的学生发现，多数受到校园欺凌的学生不敢告诉家长和老师，可能会引发多次被欺凌，影响被欺凌者身心健康，甚至被欺凌者还引发精神疾病。

多名家长表示，在孩子被打后，由于不少学校和老师不认为这是校园欺凌，且逃避问题，造成后期维权困难，比如无法提供监控、打人者家属不重视等。尤其一些严重的欺凌事件，不但给孩子身体造成巨大伤害，也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，甚至导致孩子患上抑郁症，等待他们的，可能是孩子长期治疗。与此同时，精神伤害的因果关系鉴定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多名家长表示，孩子遭遇被打或言语侮辱后身心受到极大伤害，甚至患上抑郁症（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）

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许浩律师表示，维权难主要体现在部分欺凌者有反侦查意识，虽然校园有摄像头，但在欺凌时，通常选择避开，造成后续调查取证比较难；其次，有时殴打不明显，但侮辱欺凌比较明显，调取证据比较麻烦；此外，发生校园欺凌后，学校顾虑舆论性压力，主管部门可能对学校会调查和处罚，学校便试图掩盖、淡化处理，而不是第一时间去保护学生、维护学校秩序，可能进一步导致事情恶化。

他还表示，在维权过程中，如果被打者只是轻微伤，且未满18岁不予行政拘留，只能进行行政处罚和调解赔偿。除非刑事犯罪。即使造成精神损害，很多地方不予立案，也只是行政处罚。如果行政处罚也执行不了，则只能民事去赔偿，但周期很长。

“根据现实案例看，起诉未成年人的监护人，如果学校不提供证据，申请法院调令就很难。只有法院开调令，才能把孩子家长信息调出来，这是第一个关口。通常情况下，起诉后再申请追加或学校提供，成本很高，可能需跑到外地去调取监护人户籍信息。”许浩说，抑郁症属于精神类疾病，治疗周期比较长，需要长期服药和住院治疗，治疗费用很高。只有经过司法鉴定后才能确定侵权责任，才可以主张后续治疗费用，而法院只支持已经发生的医药费部分，对于没发生的则不能支持。但抑郁症或其它应急创伤障碍在没有及时就医情况下，则不好证明因果关系。因此，软暴力和语言侮辱导致的精神伤害带来了鉴定难的问题。

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说，校园欺凌带来的身心创伤和心理阴影将会伴随被欺凌者长久，甚至终身。很多时候，霸凌行为的产生及愈演愈烈，也跟学校和有关部门敷衍、遮掩，甚至包庇或反向“警告”而造成。有关部门考虑到地区、学校的声誉，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和做法。

校园欺凌是一种社会问题

需共同应对

针对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学生欺凌问题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杨合庆在4月1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将积极推动有关方面加强宣传教育，完善工作机制，促进法律正确有效实施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。

杨合庆指出，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，对学生欺凌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：一是强调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、唆使未成年人欺凌他人。二是明确学校处置学生欺凌的责任，包括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，加强日常安全管理；依法认定和处理学生欺凌行为；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、教育和引导；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；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依法加强管教；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、教育行政部门报告，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三是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。

在童小军看来，屡次发生校园欺凌事件，甚至出现恶性案件，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制度建设去预防和矫正，即岗位设置和工作制度。比如，一个部门或一两个专业老师负责宣传预防、鼓励学生自觉守法意识，接收欺凌报告。在了解欺凌原因后，尽快评估判断欺凌行为，针对双方情绪疏导、行为矫正，进行个案管理和服务，及时制止和跟进，不但从专业角度‘结案’，还要有后续干预。从而，打破老师和家长只是“把双方叫过来批评教育一番”的传统方法。

“在日常处理校园欺凌事件中，家长和老师不是真正了解校园欺凌的严重性，做不到24小时跟在学生身边，无法保证欺凌者彻底改正错误。”童小军说，调研发现，虽然老师和家长各自尽力，但效果不佳。因为校园欺凌是一种社会问题，需全社会共同应对，并需政府出台相关制度。

朱亮提供的孩子被打后诊断书和受伤照片（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）

中部地区一位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某中学校长表示，由于个性差异，个别青少年在校期间的越轨行为属于较为常见校园现象，在基础教育阶段，学校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强养成教育，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，规制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发生。

该校长认为，在校学生之间发生的纠纷冲突，首先应由学校解决，由学校依法依规认定是否为校园欺凌，如果家长对学校处理不服，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。当然，较为严重的暴力侵害，家长向学校反映的同时，也可以寻求公安机关帮助。

张莉说，从教育角度讲，校园欺凌虽然发生在学校，涉事主体却是未成年人，因此不仅是学校教育责任，还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参与。虽然老师传授文化知识和道德品质素养，但改变不了他的家庭问题，所以家长对孩子的付出并不只是金钱，还需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。相对来说，农村的孩子家长更不重视这点。

在汪更新看来，作为老师，他们要给孩子传达一个理念，那就是学校和国家永远站在被欺凌孩子的一方。此外，学校可通过定期班会向学生讲解，首先要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欺凌，告诉他们欺凌的多种表现形式，然后告诉孩子遇到校园欺凌该怎么办。如果发现欺凌情况，有责任给学校或家长上报，这也是杜绝更大欺凌很重要一点。另外，老师也应该告诉欺凌者，这种行为会受到严重惩罚。通过该校实践证明，这种教育方式起到很好作用。

（文中王惠、王磊、朱亮、李璐、张萌、朱玲、林兵均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