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江西彩礼“减负”的“试婚人”

面对高额彩礼的风俗，余斐想要改变。她采用了与吕易辰“试婚”的方式。

与吕易辰正式结婚前，余斐带着上一段婚姻留下的两个孩子，来到吕易辰家中，开启了一场谈判。

余斐和吕易辰都是江西乐平人。在他们的印象中，“江西高彩礼”新闻层出不穷，乐平市的彩礼更是出了名的高。坊间流传着各类顺口溜，譬如“农村到处是穷汉，讨个媳妇真困难。父母围着农田转，只够人家金耳环”。虽有夸张手法，却也并非空穴来风。

事实上，江西省在降低彩礼标准方面，已做过若干尝试。近期，赣州市崇义县试行了“零彩礼”“低彩礼”家庭礼遇机制，给彩礼金额低于3.9万元的新人家庭提供多项政策优惠，囊括了子女入学、交通出行、健康体检等方面的正向激励，试图降低当地的彩礼标准。

面对高额彩礼的风俗，余斐同样想要改变。但她采用了另一种方式，她决定与吕易辰“试婚”。

余斐直言，“我和吕易辰都三十几岁了，只想找个伴好好过日子。结婚前，我去了吕易辰家里，跟他说彩礼只要12万（元）就好。我们先过日子，互相试试看，如果合适，他再把彩礼给我。”

于是，余斐与吕易辰达成共识，展开了一场自发性的“低彩礼”实验。余斐看来，“（通过）政策（降低彩礼）总归有效果，但一时半会还是很难改变人的观念。”

在他们的故事之外，是政策难以触及的乡土人情。

高彩礼困境：“几乎每个环节都要钱”

胡明亮老家位于乐平市临港镇，是当地一名村干部。据他观察，就江西省乐平市而言，彩礼最高的地区便集中于盛埠村、高家镇和临港镇。这些地区的彩礼最初并不高，后来才逐步攀升。在他的记忆中，“以前也有彩礼，但1990年左右，可能才60块钱。2000年涨到几千。后来，每年涨几万，水涨船高。”

胡明亮2003年结婚，他记得，“同龄人的彩礼标准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。我丈母娘没有问我要钱。当时，我在上海当兵，一分钱也没有。连结婚用的戒指都是丈母娘出钱打的。”他一边计算，一边向身旁的丈母娘核实，最后说道：“我丈母娘那时亏本了。”

在胡明亮看来，彩礼连年上涨是因为“女孩子少”。根据江西省统计局数据，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527.98万人，男性人口2339.75万人，女性人口2188.23万人，总人口性别比（女性=100）为106.92，比全国水平的104.69高2.23。江西的性别比例失调现象较为显著。

去年，胡明亮所在的社区也做了一次统计，18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有32名，未婚女性才6名。胡明亮表示，计划生育实行时，农村的重男轻女思想显著。既然只能生一个小孩，很多人就会“想方设法”生儿子。到头来，男女双方对婚姻的需求依然不对等。

胡明亮解释，正是“男多女少”的局面，引发了婚恋市场的激烈竞争。在他的社区里，就有一名适婚少女曾从多名求婚者中做选择。“那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，选择也多。第一家上门提亲的人打算给60万彩礼，隔壁说给80万。另一家说，‘你跟我儿子过吧，我拿100万’。那家的男孩子父母在深圳做生意，家境好，第二天就拿了100万元彩礼给女方，‘赢过了’其他人。”

胡明亮说，村民的攀比心，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“高彩礼”风俗。“由于女孩子少，所以男方不同家庭之间就会攀比。男方给的彩礼越高，越容易讨到老婆，自然把彩礼价格‘打上去’了。”

余斐补充，不仅男方家庭会攀比彩礼，女方家庭同样如此。“有些家长觉得，你女儿拿68万彩礼，我女儿肯定得拿72万。”在“各自争脸面”的风气下，余斐所在的村里，不乏70万元至80万元的彩礼标准。

为了迎合高昂的彩礼标准，女方家庭有时候也会倒贴一部分钱。有村民提到，一户人家结婚时，女方家庭要求48万元彩礼，男方只送了38万元。后来女生说，“好了，我自己贴10万，装个脸面算了。”很多时候，为了“脸上有光”，双方家庭都蒙受了不小的经济压力。

“彩礼还只是花钱的开始。”余斐介绍，通常，在提亲阶段，男方及其家属会找一名媒婆，一起去女方家里，现场谈论婚嫁的条件、彩礼等。如果双方同意处对象，男方需要向女方家属送礼，每逢节假日也免不了礼金往来，单是包红包就要送出去不少钱。当然，女方七大姑八大姨也会一同去男方家里“察人家”，免不了摆几桌，给男方一些回礼红包，数额通常比男方少一些。

到了结婚当天，男方送的彩礼摆了满满一大竹筐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带“四果”（包含茶叶、糖、苹果、香蕉等）、香烟，以及“三金”（包含至少4两黄金）。男方把女方接走前，还要包“奶钱”给女方的妈妈，感恩以乳汁抚养女孩长大的母亲，礼金在6万元到8万元不等。“从上轿子，到请厨师烧饭，几乎每个环节都要钱。”

江西省某婚礼上的豪华大轿。礼仪队在轿前打鼓，准备迎娶新娘。

高昂的婚姻成本，引发了多层次的问题。

“孩子结婚，压力最大的是父母。”胡明亮说。村里有些男孩在田里干活，挣不到什么钱，父母就得省吃俭用拼命凑钱。到最后，父母赚的钱还没彩礼涨价涨得多，只能到处借钱，婚后还得继续还债。一位村民也表示，“我家里有两个小孩，高彩礼我接受不了。”

双田镇某村委会干部钱晓曼透露，为了降低当下的婚姻成本，当地人想过许多办法。有些男方家庭付不起高额彩礼，会要求“打欠条”。婚后闹矛盾时，女方就会提起，“你上次说那个钱，后来不还是没给我”。类似的情况发生多次后，如今大多女方家庭都不接受“彩礼欠条”，害怕对方食言，因此不答应结婚。

大约2016年左右，甚至有些单身汉铤而走险花六七万元“买老婆”，这些“老婆们”大多来自越南、缅甸。“运气好的话给你生个小孩，运气不好，老婆就跑了。警方就叫你不要买，你自己跳坑里去，那也没办法。”经过多年整治，现在“买老婆”的情况已十分罕见，村内的男子如今更倾向于和本地人结婚。但许多人依旧付不起彩礼，30岁以上的单身男性大有人在。

钱晓曼提到，高彩礼有时候还会引发财务纠纷。“有些夫妇离婚后，男方会把彩礼要回去。如果双方谈不拢，甚至会走法律程序。可是，但如果钱已经用完了，你也没办法拿女方怎么样。有时候，女方会先欠着彩礼钱，等嫁了第二家，再把前一家的钱还上。”

移风易俗之难：政策之外的乡土逻辑

尽管高彩礼引发的家庭纠纷不断，但无论是钱晓曼、胡明亮，还是余斐所在的社区，彩礼标准都居高不下。

为了降低彩礼，他们并非没有做过尝试。

胡明亮是临港镇某社区内负责“抵制高价彩礼”宣传的干部之一。“中央一号文件指出，各地要整治高额彩礼。这个规定大概也是去年才开始施行的。村干部、党员接到中央号召，就去跟老百姓打交道，推广‘低彩礼’。”

胡明亮介绍，自己主要负责口头宣传，在喇叭上录完音后，每天到外面去放。喇叭的内容大致是，“抵制高价彩礼，为了年轻人找到自己的真爱和幸福，不要拿钱作为衡量的标准。要尊重小孩意见，不要拿彩礼压制小孩，不要强制把年轻人拆散，以免伤害双方家庭。”

谈到宣传效果，胡明亮直言，“有时候，也会有领导来我们这里考察，问‘你们彩礼多少啊’，村民都回答说8万8千元。其实私底下，你要给多少钱，给多少银行卡，我们也管不了。女方肯定觉得，‘爹有娘有，不如自己有’，钱总归放在自己口袋里舒服。”

钱晓曼所在的社区为了推广“低彩礼”，印刷了宣传单四处发放，但效果也有限。“开会时，布置说结婚彩礼不许超过20万元，个人餐标不超过200元，酒席不超过20桌。但实际上40桌都有。”她回忆，以前结婚时，新娘坐着两个人抬的轿子，现在却盛行八人大轿。

为了倡导“低彩礼”“零彩礼”，江西某乡镇印发了宣传单。

为了改风易俗，钱晓曼只能从社交平台开始管理。她发现，很多村民喜欢“晒抖音”，在箩筐里放上一大捆钱，拍视频炫耀高额彩礼。于是，钱晓曼只要听说最近有人结婚，就会提前找到这对新人，告诉他们，“你们想拍放钱的视频可以，但不要放太多。”如果遇到放太多钱拍抖音的情况，钱晓曼会尽力找到当事人，联系对方删除视频。她说，“好事传出去没事，坏事传出去别人要学的。”

崇义县同样试行了“零彩礼”“低彩礼”家庭礼遇机制，为彩礼低于3.9万元的家庭提供政策优待。崇义县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称，此前，县里降低彩礼的方式主要为口头宣传，新规定发布后，“目前属于试行阶段，还没什么实际案例。”

崇义县民政局门口，记者未能等到前来登记的新人。

针对崇义县的尝试，余斐持乐观态度。“我认为有用。你家如果有个女孩子，还有个弟弟，女孩子不要彩礼，弟弟考公务员可以加分，那肯定大家都不要了。”钱晓曼认为，“现在大家有了低彩礼的意识，彩礼可能慢慢会降下去。”

不过，钱晓曼也担心“大家可能会造假。表面上给3.9万元，私底下还是会给很多钱。”她指出，当地的婚姻和彩礼之中包含了太多人情世故。“乡下的情况说复杂也不复杂，说简单也不简单。”

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指出，高彩礼背后的社会成因，主要在于江西适婚男女的性别比例失衡。女方家长想通过嫁女寻求比较高的经济“补偿”。在此背景下，彩礼越来越高，超出农村家庭年收入很多倍。

性别比例不均衡的前提下，高彩礼风俗很难改变。“如果要移风易俗，可能需要政府出面倡导。”在崇义县降低彩礼的尝试背后，固然有良好的出发点。然而，政策制定的线性思维，有时可能难以应对复杂微妙的乡土逻辑，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局变化。

甘满堂表示，“江西崇义县出台的激励政策比较难操作。例如，‘零彩礼’‘低彩礼’夫妻的子女可在学前、义务教育阶段，在全县范围内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。这至少是七年以后的事情。那时，相关政策会不会得到落实？另外，现在农村少子化，入学也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，可能激励效果也有限；男女双方家庭能否如实上报彩礼金额数量也成问题。”

甘满堂认为，农村高彩礼的移风易俗，最主要是通过乡规民约的改变。“例如村干部、党员家庭如果是嫁女儿，是否能率先响应‘低彩礼’号召？双方的长辈与子女能否坐下来协商，如男方承诺，在女方父母养老等方面承担义务？”

脱困：改变“一锤定音”的婚姻

在崇义县阳岭大道上，开了不少与婚庆有关的店铺。

在余斐的观念里，很多人收彩礼的原因，就是怕吃亏。余斐认为，“彩礼”只是乡村各类礼金风俗的一部分，事实上，礼金风俗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压力。“谁都不愿意吃亏。对亲戚朋友，觉得‘我结婚之前，你们收了我那么多红包，我自己结婚一定要收一点回来’。对相亲对象，觉得‘别人能给48万彩礼，你为什么给不了’。”

然而，“不吃亏”的尺度很难把握。余斐说，“假如你结婚时，我给了你500元，过了几年，你又给我500元。我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公平。几年过去了，通货膨胀了，你还是给我500元，我不是亏了吗？你看，攀比到最后，每个人都很累。”

余斐开始思考，“如果有个人带头不要彩礼，是不是双方心里都会轻松很多？”可是，余斐毕竟来自传统家庭，对她的父母而言，“零彩礼”难以接受。

除此之外，余斐的父母还有另一层隐忧：余斐在上一段婚姻中，与前夫生下两名儿子。虽然有抚养费作为财务补贴，然而，儿子未来娶媳妇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。假如余斐拒绝彩礼，彼时，如何负担得起儿子的婚嫁费用？

余斐与吕易辰最终做出了妥协，找了个折衷方案：余斐向吕易辰收取12万元彩礼，但彩礼先放在吕易辰账上，等他们结婚满一年后，余斐再去收彩礼，两人用这笔钱共同抚养小孩。这样，双方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彩礼纠纷。

其实，余斐这样做，也有自己的“小九九”——她不需要高昂的彩礼，但希望儿子婚嫁时，女方也能少要一点。

“有时候，一个人就可以带动一种风气。”陆景田说。陆景田老家在石城县，是赣州市下辖县。按照他的观点，收礼习惯很多时候来自风俗压力，反过来说，如果外在的压力消失了，大家也会欢迎“零彩礼”的习俗。

“你可以搜‘江西赣州石城县请客不收礼’，上了新闻。”陆景田介绍后，又从手机里翻出新闻页面，“我们那边任何红白喜事，都不会包红包。‘请客不收礼’‘结婚低彩礼’的风俗在我们那边流行了十几年。”

陆景田回忆，“不收礼”的风俗是慢慢推进的。曾经，年年攀升的婚庆、酒席开支让所有人都很头痛，但又不得不从众随礼。其中，既有攀比心理，又有人情压力。“后来，石城县有一家人，儿子给老爸做七十大寿，扬言‘所有的人我都不收礼，我给老爸过生日不是为了收礼，而是为了让他高兴’。”

陆景田说，过了两三年，逐渐所有人都不收礼了，红白喜事从简操办。假如两个孩子结婚，双方家庭会在婚前谈话，双方敲定彩礼金额后，共同分担房屋首付、装修、买车等开支，而不是单纯让男方家庭承担压力。“一开始，村民也不习惯。可是现在，我们作为石城人，觉得低彩礼、不收礼的风俗真的很好，每个人都轻松。”

陆景田的女儿结婚时，他便告诉女婿，“你给我们家的彩礼钱，我存在银行里，我一分也不要。过个三五年，你们生了小孩或者有其他开销，就从卡里取。”

不过，根据陆景田的观察，尽管部分家庭在小范围内改风易俗，赣州市“彩礼均价”依旧不低。许多父母会自己留下彩礼钱，尤其是家里有儿有女的家庭，会存下女儿结婚收到的彩礼钱，留给家里的儿子娶老婆。另外，本地男子又倾向于娶本地媳妇，认为这样两家来往比较密切。因此，当地彩礼标准很难降下来。

谈到“高彩礼”的应对措施，钱晓曼有个建议。“我们这里彩礼多，把这个钱拿到公证处去公证一下是不是比较好？不然万一离婚，钱回不来怎么办？不公证，会有很多财产纠纷。”可是，钱晓曼同时意识到，村民对于公证彩礼的接受度较低，难免会觉得“不地道”。

钱晓曼的女儿许乐乐则给出了“高彩礼”的另一种应对方式。许乐乐今年24岁，在江西上饶市从事教师工作。她不认可村里的高彩礼风俗，干脆决定不嫁人。许乐乐所在的村子，大部分青年选择外出打工，如今分布在广州、深圳等地。外省的工作经验和观念，冲击着他们本身的乡土逻辑。一些男性不再执着于娶本地媳妇，而一些女性也不再执着于通过结婚嫁人来“回本”。

年前，钱晓曼本打算叫许乐乐回老家来相亲，隔壁村有人介绍了一名不错的男孩，说“许乐乐不是没嫁人吗？让他们加个微信，互相了解下。”结果，许乐乐扬言，“如果非要我相亲，我就出去，不回家了。”

钱晓曼拿女儿没办法，也不想干涉。“她能自己赚钱养自己。那么她想怎么过就怎么过。我们也不需要她的彩礼钱。”

与钱晓曼在村里漫步时，墙上随处可见“农村老公，城里老婆”的标语，似乎是某种随意的涂鸦。钱晓曼解释，“这是我们村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小伙子写的，写得到处都是。他觉得本地娶老婆肯定会离婚，要去外地娶老婆。”

村民在墙上的涂鸦，写着“城里老婆，农村老公”。

“近年来，娶外地老婆的本地男性越来越多。”余斐说，“彩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。有些江西男人在外地打工，会和外地女生结婚。从外地带回来的老婆，彩礼比较便宜，也有不要彩礼的。”

外省传入的风俗，改变了本地看似根深蒂固的婚庆习惯。年轻人对更平等、独立的生活方式的追求，倒逼老一代的村民接受“低彩礼”“零彩礼”，甚至不婚的例外状况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彩礼风俗。

在余斐看来，她选择“低彩礼”，其实是降低了双方在婚姻中面对的风险，让婚姻不再是“一锤定音”的买卖。